第41部分（4 / 6）

我没办法安慰他，也是因为他从不提及自己的难过——“不开心”这三个字被他狠狠地压在了心底，从来没有浮上水面的机会。他依旧和徐延亮每天中午去打球，依然和大家正常地开着玩笑，只是说话的时候从不看我的眼睛，像是怕被我一眼看穿他的不开心。

我不知道他在别扭什么。

“大不了还能继续高考”“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行了不提糟心事儿打球去打球去”……这些话，他在跟其他同学说话的时候，都自己说干净了，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儿表现的余地。

多么乐观的余淮。

在所以竞赛生都紧张地投入保送志愿填报和保送资格考试中的时候。广播里常常传来让某班的某某将某某大学的保送申请表交到教务处的通知声。

每每这时，我都能感觉到身边的这个男孩全身忽然僵硬一下。

可在别人眼中，他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乐观、更加阳光，像一只有阳面没阴面的人。

大家都说，余淮真爷们儿，一点儿都没受影响。

放学的时候，他哼着歌收拾书包，我沉默地看了他两眼。

余淮忽然毫无预兆地沉下脸，说：“耿耿，你是不是特希望看到我哭得像孙子似的？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他没有给我反应的时候，拎起书包转身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着十点钟的末班公交车回家，头靠在起了窗花的窗子上，靠得太久，帽子冻在冰霜上，差点儿扯不下来。

不开灯的公交车里，霓虹灯和车灯都被窗花扭曲了，光怪陆离地折射在车顶上，像是它不打算带我回家，而是要带我逃跑。

我不再是递给司机五十块钱让他可劲儿往远了开的高一小姑娘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里整理行李，准备乘傍晚的飞机和我爸妈一起去北京。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一家三口有多久没有待在一起了。

我在北京有四所学校的考试，所以向张平请了两个星期的假，看样子，我的生日也要在北京度过了。

上飞机前，我收到了余淮的短信，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啊，我太急于想要让你开心，更急于想要成为能走进你内心的人，急不可耐地要撕破你辛苦伪装的坚强面皮，这何尝不是一种自私。

我花了半个小时，自斟句酌，却没凑出一条完整的短信息，最后还是只回复了三个字：“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