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 (2)（13 / 23）

想逃税漏税？那是不可能的，这玩意儿从古至今都是富人的专利。针对个把实在穷得叮当响以至交不起粮的“刁民”，有知县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损招：将欠粮作为衙役的工资，拿着白条去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真可谓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当镜头切回来时，画面中的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灵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离去，落暮寒鸦平添了几分秋意。孝服宽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凯的双眼，却遮不住他心底的万千疑问。

值吗？

堂叔的遗像满脸沧桑，却永远无法回答袁世凯的问题了。

袁保恒无疑是个好官，但好官的标准又是什么？

结果正义？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问手段。问题是如果没有原则，底线一退再退，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

程序正义？劣币天天驱逐良币的官场从来与该词绝缘。在中国，有时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对袁保恒来说，上报朝廷，下济万民就是好官。可这满人的朝廷当真值得一报？

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跑的问题，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当场发飙：“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岔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属于八旗军专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政治高压使百官噤若寒蝉、浑浑噩噩，宁可阿弥陀佛，绝不冒犯天颜。

一直到曾国藩这代，闭着眼睛混不过去了。身处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一句“孔子不会打洋枪”让儒生们无言以对。

外部的压力促使权力从满人转移到汉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谁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满族统治者从不代表汉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问题是它连普通满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为不准经商的规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活活饿死的旗人不知凡几。

而指望根本没有国家概念的亲贵们代表国家利益就更不现实了。

总而言之，是“三个不代表”。

摊上这样的国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凯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农具是世代相传的犁耙，衣服是家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