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只手推进清末新政（12 / 19）

，国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面临乱亡；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专制。

结论：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的土壤。

回到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阐述其改良思想。

孙文对其转变甚是恼火。不久，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发行机关报《民报》，第三期便下了战书。

一场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笔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党：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党：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余欧洲诸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党：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革命党一方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倾巢而出、轮番上阵，立宪派则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

当然，以他酣畅淋漓、纵横古今的文笔，以一敌百并非难事。毕竟连诗坛领袖黄遵宪都对梁启超的文采推崇备至，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心肠，亦应感动”。

加之其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来，经常引用日语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久而久之，梁启超成为立宪派一面迎风招展、应者云集的旗帜。

然而，锦绣文章难掩污浊现实。梁启超所言及的，都是未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而革命党所宣传的，则是清廷当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兑现的预言，后者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媒体，中国式高危行业

早在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已经预示了人心的向背。

这张日发行量不过一千份的上海小报摘录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一咏三叹地为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做广告。

章太炎就不用说了，给《时务报》当主笔时就被康党海扁过，积怨已久。在这篇歌颂排满革命的文章里，随处可见过滤词，满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读者大跌眼镜、让康有为捶胸顿足的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