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你我都是基因的载具 (1)（2 / 23）

供。根据袁记约法，不论“终身总统”还是“志在传子”，都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称帝，动机不足，风险却很大。

杨度明白，轮到自己上场了。

洋洋洒洒的奇文《君宪救国论》出炉。

立意虽说反动，理论上的贡献却也不容抹杀。

文章一上来便正本清源道：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即先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了富强才去立宪，不是为了立宪而立宪。

然后分析地缘政治：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儿，“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

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以广东和湖南为例，两省分别是孙文和黄兴的故乡，党人众多。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四散而逃，粤督和湘督被换上龙济光与汤芗铭。

两人向以残暴出名，党人还不断挑战其底线。

一天，龙济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党人扔出的炸弹炸伤。刺客当场被捕，龙命人处以寸磔之刑。其时“凌迟”已废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声讨。面对袁世凯质询的电报，龙济光矢口否认，搪塞道：“凶犯正法后，军民人等痛恨此种暴行，剖心食之，实所难免。”

为巩固都督之位，资历较浅的汤芗铭嗜杀程度更在“龙王”之上。监狱人满为患，浏阳门外的刑场号啕之声终日不绝。三年间，被汤屠户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达两万人，其中大多是以党人为名，剪除异己。

暴力抢来的权力，只能靠暴力维系。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