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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便是政府利益与绅商集团的利益冲突，至于哪方更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还真难说清楚，因为朝廷若想施惠民众，不可能越过绅商阶层实施；而绅商集团仗以与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谓“民意”——这种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毕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天子牧民”的旧观念是无法与之颉颃的。

朝廷中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来自绅商的强大势力。清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1905年设立商标注册总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举措，同时政府为了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对西方人的“商战”，鼓励在乡官绅经商，基本形成了“无绅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光绪廿二年（1896），清廷接受张之洞奏请，派陆润庠与张謇两位状元，分别在苏州、南通设立商务局，并办理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人称“状元办厂”，喧传一时。

有钱有势的绅商阶层必然要争取政治权力，而且这种争取有着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败，庚子再败，中央政府无能力应对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无遗，首都丢给八国联军当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称一个政府的奇耻大辱，《辛丑条约》的巨大偿款压力则让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向富庶的东南倾斜，所谓“非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东南诸省敢于抗旨不遵，联合倡定《东南互保条约》的根本理由。

南北风气的落差导致了帝国的断裂。时人孙宝瑄比较说，上海与北京，风气之异，几有百年。问题是，经济上帝国完全倚重于东南，政治上却还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庚子之后，绅商阶层藉由反思义和团之乱，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击败专制大国”的样板效应，掀起了立宪风潮，也制造了立宪神话，似乎中国之病，全在未曾立宪，只要立宪，则国运立改，国力立强。

然而正如1906年载泽留洋考察归来对西太后进言的那样：立宪利于民，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满洲亲贵固然不愿意权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员也难得对立宪有什么好脸色。立宪运动搞了整整十年，朝廷还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内阁”，无论摄政王载沣此举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难封天下悠悠之口。而谘议局联合会上书要求重组内阁，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对“立宪”的理解，双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点，1905年科举废除，时人后人多视为美事，去千年祸国之根。然而这一举措，却令整个社会权力瞬即固化，已为官绅者永为官绅，社会下层却无由上达，人才向上流动的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