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 (2)（18 / 22）

早在1886年，他听说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搞了一个“贡捐”，捐者可得保护，免受中国官吏的骚扰和冤杀。于是立即致信汪康年求证此事，并表示“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就是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又被康有为给利用了。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俗话说得好，“一见南海误终生”，官迷康有为上来就劝谭嗣同弃官。

所谓的官是指谭继洵给他儿子捐的南京候补知府。以谭嗣同的政治立场，当然不喜欢，但毕竟是老人的一番苦心，权当撑了一顶保护伞。

结果就让康有为给说没了。

康长素这么“毁人”不倦其实也有他的苦衷，强学会锣鼓喧天拔地而起，又迅速灰飞烟灭，无异于一头冷水浇下来，寒彻骨髓。

而且，京城内外，对康有为和他那套“野叟曝言”认可的人少之又少。

高层不关心，同僚不热心，天天坐冷板凳，眼看天就要塌了（列强瓜分），康有为猛然起身，决定背水一战。

腹地自立。

虽说康有为后来时以维新派招摇，时以保皇党撞骗，但在那一刻，却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党。

证据就是康门弟子何树龄写给康有为的信。信中用“大浊国”代替敏感词“大清国”，说“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耳”，并和老师探讨建立大同国的事宜。

康有为将策动革命的根据地选在湖南，皆因湘人敢为天下先，环顾宇内找不到比陈宝箴思想更右的巡抚。而谭嗣同，则是他的马前卒。

梁启超入湘后，独立计划进入快车道。在《上陈宝箴书》中，他明言“必有腹地一二省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生机”。

举例也举得匠心独运——郑成功。

郑氏台湾妙就妙在不听命于满清，而清政府亦不宣布其为叛逆，可谓清朝版“一中各表”。

陈宝箴的开明也绝非作秀。姑息纵容之下，梁启超反清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公然在时务学堂上咒骂鞑子（“屠城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学生们也很兴奋，忠实记录了梁老师的反动言论。

再加上平时基本都住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的气氛日趋激烈。直到年关放假，家长们才看到课堂笔记上充斥着诸如“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等大逆不道的言论，不禁慌了，纷纷找到时务学堂总办熊希龄（1870—1937），要求给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