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 (2)（21 / 22）

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

所谓的筹大局即谋求封疆。

这都是让王文韶给逼的。在他手下当臬司非常痛苦，因其有“玻璃球”之称，精打细算，混功了得。

史载王文韶“重听”（听觉迟钝），在官场，这可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毛病。

每当不得不回答那些不好回答的敏感问题时，王大人便会适时地犯病，不是装聋作哑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总之让你无迹可寻。

袁世凯本来有添兵三千的机会，光绪也批准了，下旨给王文韶，让他从直隶的绿营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残兵，省出的粮饷供大头招募新兵之用。

将自己饭碗里的饭（哪怕是冷饭）主动舀给别人吃，王文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

于是，扩兵至一万的宏愿就此成为泡影。

袁世凯痛定思痛，深感仅有练兵之权还远远不够。扩军和揽才二事，非钱不办，只有兼管军民的督抚才能不受制约地把局面做大。

可惜，在张荫桓的影响下，翁同龢属意的是康有为。

胶州湾被德国强占时，康有为曾通过张向翁同龢提出一个休克疗法：与其坐视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不知伊于胡底，不如主动把口岸城市开放给各国通商，如此既可借诸国之力保住边境，又能够开启民智。

这同后来美国抛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虽然屈辱，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比一伙强盗跑到你家，因分赃不均打了起来，这个摔锅砸碗，那个撬保险柜，就差杀人放火了。你正欲哭无泪，其中一个抢得最少的发话说：算了，生在中国都不容易，一人拿一点见好就收吧。

德国的蛮不讲理和俄国的背信弃义让翁同龢举步维艰，他第一次对李鸿章产生了相惜之感（时事之艰难，惟有李相洞悉）。

在外，无兵可战、无理可讲；而在内，和慈禧的过招已使他筋疲力尽。

两位老同志的冲突可以上溯到1894年。

彼时，慈禧借口“干预政事”，要把珍妃贬为“贵人”，翁同龢再三要求缓办，并当面询问“上知之否”，一副忠臣不事二主的表情。

年底，御史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李鸿章，顺带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后归政已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

太后震怒，翁同龢却胜似闲庭信步，说“究系言官嘛”，主张从轻发落。最后在光绪的回护和奕訢的调和下，安维峻得免死罪，革职充军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