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府院之争与刺宋谜案 (1)（5 / 24）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意即一匹好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凯：中外拥戴只是表象，民国大总统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转型的千沟万壑中，在这盘前无古人的新棋里，即使再高强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彻那样下到吐血而亡。

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从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与大我。

自由主义者追求小我的权利保障，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是“没有大我，何来小我”，个体的存在有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