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专制之上，还有天命 (1)（6 / 23）

细蚊，几不可辨。

袁世凯已不是辛亥前的袁世凯了。

两年来，才五十开外的他迅速变得老态龙钟。曾经神采飞扬精力充沛的男人，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累了，也厌倦了在野者通电声讨、宣布独立，执政者大张挞伐、剪灭异己的游戏。

对妥协这一议会政治的精髓，他并非没有尝试。为了调和党见，还发表过一通声嘶力竭的呼吁：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无利己之私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多属纯洁。惟党员既盛，统管不力，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辛。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消除成见，专趋利国利民之一途。如怀挟阴私，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指无用之物），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

然而，效率的低下，动机的不纯，使得空谷足音变成了自言自语。

感觉就要被泥潭吞噬的袁世凯产生了与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一致的想法——一种力量只能被另一种力量打败，而非为一种原则所推翻。

从权力斗争到兵戎相见，共和制度旋踵而亡。摆在袁世凯眼前的，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重拾集权，国事短期内可见成效，风险低代价小。但长远来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耽搁了民主政治的推行，终究误国误民；选择扩大民主，则不得不面对政局的长期混乱。好处是提前试错，造福子孙，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惜，悲剧恰恰在于，正因为“乱”，反倒激起了他“治”的冲动和野心。

两年里，他降低税收，鼓励创业，制定银行和证券交易法，签发《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激活了民营资本，点燃了经商热情。

无锡荣氏兄弟的面粉帝国狂飙突进，荣宗敬在上海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

随着一战的爆发，茂新面粉厂的拳头产品“兵船面粉”远销南洋和欧洲。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回国已经四年。他即将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破天荒地推出“一元账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开户。

他曾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一千元还是一百元，都要热情接待。”陈光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