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专制之上，还有天命 (1)（7 / 23）

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也要热情接待。”

刚届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则站在天津塘沽的海滩边，望着冰雪般无边无际的盐坨，激动地对同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志气了。”

即使有一个当过赵秉钧内阁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范旭东也没有选择走捷径，而是学以致用地创办久大盐厂，打响了精盐品牌“海王星”，结束了国人只能吃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粗盐（西方早已实现氯化钠不到50％的盐不许做饲料）的历史。

始于民初，一直持续到北伐战争前的这轮“下海热”，被史家称为“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与上一轮由政府和附庸其上的官商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洋务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一轮是民营资本崛起的盛宴，投资大多集中于民生领域，提供消费类商品，主角则是以盈利为动力的新兴企业家。

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不断出台经济法规、完善市场机制的袁世凯。

其实长期以来，这个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男人对法律的重视都被严重低估。

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袁世凯透露了他对共和的理解：共和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备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

为此，他主持修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残忍的酷刑；又颁布《文官考试法》，设定的科目对考生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的人，正义无反顾地往人治的路上迈进。

当治国变成一种神圣的使命，当对秩序与稳定的渴望和对分裂与灭亡的恐惧缠绕在一起时，坚信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袁世凯舍弃了依法治国，选择了以法治国。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把角色演成自己，把自己演到失忆

大位既正，受够了国民党鸟气的袁世凯开始磨刀霍霍。

他向亲信吐槽道：“两年来，我非驴非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衰朽如此，更何希望？唯欲救国救民，保全大局，不使我同胞子孙作他人之牛马奴隶耳。”

问题是想让解散国民党从程序上看起来更合法，则必须有熊总理的副署。

但这种明摆着开历史倒车的事，文人秉性的熊希龄未必肯干。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