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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说明了时间经过。只是，在讲到为了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建立今后的指导方针而开展询问调查时，有说到三宅树理，更未提及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已基本查明的事实。不仅没有必要，也是为了保护三宅树理。

“由于柏木卓也的遗体被发现时的状况比较特殊，城东警察署对此展开了严密的调查。事后，他们在报告中认定柏木是自杀的。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与身为教师的我们指导不力、监督不严密切相关，但绝非杀人事件。柏木当时一直拒绝来校，但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很久，也并非受到欺凌所致。举报信中列出了三名学生的姓名，但他们与柏木的死毫无关系。举报信的内容毫无事实依据。对这一点，我认为城东警察署的调査报告，以及柏木家长的发言都可以作证。”

讲到这里，津崎校长后悔了。这不是等于在引导他去采访柏木夫妇吗？

他赶紧加了一句：“柏木夫妇心中的创伤尚未愈合，恳请您不要去釆访他们。”

茂木记者一边做笔记，一边头也不抬地问津崎校长：“这么说，举报信虽然有三封，却一封都没有寄给柏木夫妇？”

“没有。如果他们收到了，应该会联系我们。我们觉得事到如今没必要再去刺激他们了，就没有将举报信的事告知他们。”

“那么，举报信的知情人仅限校长先生和城东警察署的相关人员？”

“还有二年级的年级主任。”

“举报信也寄给了年级主任？”

“没有。”

“校长先生一封，森内老师一封，”茂木记者似乎在故意慢慢地数着，“还有一封是寄给谁的？”

在刚才的说明中，津崎校长用了“校方相关人员”的称法。

“这就无可奉告了。”

“啊？”茂木记者圆镜片后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浑圆，“为什么？既然是校方相关人员，那在现在的情况下，比起个人隐私，更应该优先考虑相关人员的责任。”

津崎校长默不作声。不用回答，对方应该能马上想到。

果不其然。茂木记者说：“啊，对了。是学生吧？”

津崎校长再次拿起撕成两半的举报信。他眉头紧锁，像是嘴里正嚼着什么苦涩的东西似的。

信件正中间的撕痕极为整齐，不像是胡乱撕毁的；说是被丢弃路边，却并不太脏。

“真的是被丢弃的？”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茂木记者抬起眼帘看着他。

“信撕破了，撕裂处却能严丝